有关中医现代化的四个误区

　全国著名中医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周仲瑛教授最近在安徽省卫生厅中医管理局和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承办的“中医现代化与安徽中药产业经济发展论坛”上发表书面演讲，认为中医现代化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过高估计中医发展阶段对中医发展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在中医现代化进程中要避免四个认识误区：
　　一是中药西用就是现代化。有些人认为“中医现代化”就应该中药西用，以正在实验探索的药理、药化为依据，用西医学的疾病套上中医的一个或几个处方，企图简单地以西医的“辨病”来代替中医学复杂的“辨证”，这是非常不妥的。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体系的学科，中医治病强调辨证，不但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还要随着病情变化、标本缓急而灵活用药，病人的证可因气候、饮食、情绪、他病等不断变化，治疗方药亦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以一种方法套定一个病，一病固定一个或几个协定方剂去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少数人按照中药的药理成分进行用药，发热感染只知道用清热解毒药，便秘就知道用含大黄酚的药物，心衰就知道选含有强心甙的药物等等，这样的“中药西用”是脱离中医临床实践的，反而不能显示中医固有的疗效。解放后出现的乙型脑炎治疗中的石家庄、北京之异，银翘散统治四季外感的失败，日本用小柴胡汤治死人等，昭昭在人耳目，就是因为违背了辨证诊治原则的结果。
　　二是量化、客观化就是现代化。多年来，我们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动物模拟实验等研究，对中医的证候进行量化、客观化研究，对中医证的微观指标报道也不断见诸报端，但其临床意义又有多大呢？中医辨证真的能进行量化、客观化吗？《伤寒论》中提到小柴胡汤证辨证时强调“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中医临床有时要舍症从脉，有时又要舍脉从症，还有真寒假热证、真热假寒证、真实假虚证、真虚假实证等复杂情况，因此辨证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机械的规范，无法取代丰富的中医辨证内容，无论肾阳虚的微观指标如何精确，它只能提供中医对肾阳虚证的一个客观认识，在实践中只要见到腰酸膝冷，小便频数，舌质淡，脉沉细等，都辨证为肾阳虚，治法都是温补肾阳。因此，中医能否绝对量化、客观化还须进一步探讨研究，至少在目前初级阶段下，不能一味过分追求证的量化与客观化，不能将量化、客观化作为当前发展中医的主要方向。
　　三是统计处理就是现代化。有人针对中医临床疗效靠个案表述，一些报道有效的方剂不能进行有效重复验证，以统计学“个例不能说明整体”的观点来否定中医疗效，认为中医要证明自己有效必须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处理就是中医现代化。其实，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医赖以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因此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证法思想，强调治疗疾病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即使同一病人同一疾病，也要随着病情的变化而更改方药，如内伤病遇外感时要“急则治标”，哮喘缓解后要“缓则治本”。可见中医治疗疾病非常灵活。事实上临床上很难遇到禀赋体质、发病原因、临床症状、病情病程完全一致的两个病人，按统计学处理要求，处理对象条件难以一致，这样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当然，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医也不是如有些人讲的不能验证，不能重复。要知道中医具体到一方一药虽然难以验证，但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可以验证的，只要辨证一致，就可以应用相同的治疗原则，甚则应用相同的方药治疗。说到底，仍是“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的方法，证同是保证验证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不能否定统计处理的价值，但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认识中医个案的价值。个案体现的是辨证的重复，不是辨病的重复，是治疗原则的重复，而不是一方一药的重复。
　　四是动物实验就是现代化。当前以动物实验的分析方法来验证中医理论和治疗效果，作为探索研究中医学术的方法本无可厚非，但若据此认为动物实验就是中医现代化则是十分有害的。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带动中医的发展。首先动物与人有很大差异，没有四诊资料可言，亦不能通过语言表达其痛苦，判断不了其病位、病性和全身反应，也就是难以正确辨证，这种造模方法既不符合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要求，也不能体现不同疾病证的特异性。其次，因造模是人为的，不是疾病的自身发展，用药物在短期内造成脾虚或肾虚的模型，与疾病自身证型出现有时间上的不同和机制上的不同，这种药物造模与药物中毒没有区别，只要停止给药，动物的生理功能往往可自行修复，而疾病证候的出现就没有如此简单，因此用它说明发病机理和药物疗效很不可靠。
　　针对上述四个认识误区，周仲瑛教授认为，在当前中医仍处于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情况下，中医药工作者的任务和职责是：要坚持中医特色不动摇，必须坚持“整体观”、“辨证论治”这两大基本特色，中医现代化绝不能拆除自身的根基，泯灭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确保和提高临床疗效是中医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中医西化，无异于自我毁灭。中医讲的是“整体观”、“辨证论治”，而西医虽然做到量化、客观化，却是局部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观。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源于中华道德根文化，所谓“歧黄之术源于道”；西医建立在西方现代科学基础上，历史也比较短，尤其是西方科学局限性，使西医无法克服日益显现的付作用。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只能是盲人摸象，不着边际。

海外中医热背后隐藏的危机和挑战
海外中医热潮的兴起，是西方人士在饱受西医之害的情况下，通过亲身的比较实践，给予中医的肯定和认可，是来自医患治疗第一线的真实实践，其社会作用力不容否定。但在这一热潮后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潜在的危机。
1、西医异化下的中医
由于德国ZF目前既不承认中国的中医医师资格，也不承认中医学院的毕业文凭，所以要想在德国行医，必须再花几年时间学习一些规定课目，参加自然疗法医师统一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合法行医。虽然对有特殊才能的人，可以通过申请获得特批，准许行医，但是许可的期限并不是长久，法律规定最长的时间只有四年。
现在从事中医的医师大部分是西医和中医兼修，以西医的学历获得行医资格，以中医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的双料医生。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自然疗法医师考核，以自然疗法医师的身份进行工作的中医师和半路出家只短时间进修过中医的其他人员，很多西医师为了迎合民众对针灸的需求，也纷纷进行80个到200个学时的进修，以此增强在同行中的竞争力。还有很多的中医师，受雇于西医的医院或诊所，以半地下的方式开展中医治疗。
从上面的从业人群可以看出，从业人员都没有机会和时间全面学习和掌握中医的基础理论知识，一半的学习时间花在了取得行医资格等和中医没有关系的学习中，很多人用西医的思想方法学习、使用中医，提出了种种置疑和疑惑。将很多单一疾病和针灸穴位机械地对应起来，出现了不少的针灸处方，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变成了披着中医外衣的西医。再者，这种学院式培养出来的中医师或短期速成的从业人员，与传统中医按照师带徒的方式带出的中医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缺乏望、闻、问、切等基本技能的培养和实践，缺乏内修的支撑，不知精气神为何物？很多人不会开处方，基本的汤头歌和药性赋也没有掌握。只采用短期学习的、单一的针灸进行治疗，针灸在德国几乎成了中医的代名词，中医的其他治疗方法和效果难以完整地显现。
包括国内的中医师在内，中医执业者普遍缺乏基本的古文阅读和理解能力，学着白话文长大的现代人很多连古文词句都不会断，更别说理解、掌握中医古文了。因此整个从业队伍中鲜有系统读过中医四大经典的从业者，很多接受我的建议读过部分中医传统经典的人，都大有感叹地说：从学校里学到的中医知识，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现在大部分人对中医知识的掌握局限于已被翻译成白话文或外文的部分，但是这些译文中由于受翻译者中医水平的限制，望文生义或错漏比比皆是，现代的从业者缺乏直接从中医经典中吸取前人智慧和营养的学习过程。难以真正体现出传统中医良好的个人修养，诊断和治疗水平也相当肤浅。
欧洲地处西方，属金，主肺，主皮毛，对针灸敏感。在这里从业的针灸师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西方施用针灸，其效果大大好于在中国本土和东方，初步掌握针灸技术的人，在治疗中就能产生较满意的疗效，但这一地利也使得这些从业者由此而固步，不注重中医理论水平的提高和诊疗技术的完善。
一些所谓的汉学家，虽然经过多年的中文、古文的学习和中医经典的研究，由于未能正确解析中国特有的哲学观和一元四素方法论，不自觉地用西医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剖析中医，对中医大加肢解和阉割，得出了很多误导性的结论。鲜有像满晰博教授（Prof.Dr.Manfred Porkert）那样的真知灼见。照此下去，中医也会像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存在着被西医异化、肢解、吞噬掉的危险。
2、自毁下的中医
由于我们民族自身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断代,对造就中华文明史的东方哲学体系没有用现代的语言和观念加以重新整理、诠释和推广，致使许多花费了多年时间学习中医知识的洋中医,由于缺乏对中华道德文化核心理论的了解，无法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全面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的灵魂，因而产生了很深的困惑和曲解。他们一方面惊异于中医的疗效，一方面苦于寻找不到有力的理论依据，无法深入实践和研究。
德国的前卫生部长惠布娜（Huebner）女士，耳闻目睹了很多中医的医学奇迹，但是也听到了种种对中医缺乏科学性议论的反映，她在职期间对中医在德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发起成立了柏林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出任第一主席。她为了寻找中医的理论根据和源头，卸任之后，举家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学习中医，希望通过自己的学习，寻找到在德国发展中医的正确道路。
学校放假期间，她返回德国，特地约我谈了她在中国学习中医的感受。她说：“在中国我还是没有找到真正传统的中医，那里的教育方法和思维模式与西医的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人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精气神，你所具有的那些道医的技艺和针灸理论都没有专门的课程教授。有人告诉我真正的中医都藏到深山和民间去了，大学里都没有了。”我向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的哲学基础，并指出了西医文化和中医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所在，她深以为然。文化承传的丧失、文化的全盘西化是传统中医在我国自毁得面目全非的根本性原因。只有继承和掌握中华道德传统文化大系统，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才能真正实现传统中医的复兴。面对外国那些热爱并致力于中医推广的西方人士，我们的确面对着一个沉重的文化思考。
－－摘自熊春锦先生《复兴道德根文化 抢救传统中医药》

抢救传统中医必须抢救传统文化
传统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大树的重要支干，根不存支难活。道德根文化是中医文化的源头活水。老子的《道德经》和《周易》就是根文化主根，中国的一切文化皆源于这个主根，以《道德经》塑造道德心灵，以《周易》煅造科学头脑，就是东方文化的特色，也是解读《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成为真正中医的基础。
《道德经》被西方人称之为哲学诗，老子是唯物辩证法的鼻祖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世人的共识。《道德经》这部哲学诗，是以“道”和“德”作为基本的哲学概念展开的，“道”是宇宙的本源状态，是“无”是“○”，“德”是由道派生出的，产生宇宙万事万物和推动其发展的源动力。《道德经》云：道生一（德），一生二（阴阳），二生三（阴阳产生的同时，德的能量也富含其中，从而构成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德的能量）以为和。后面这三句话说的是，事物以阴阳的状态存在，但把握事物不可只执于阴阳，还要把握万事万物中所含的德能，只有全面的把握了三，才是把握了符合自然大道的发展方向。
以这一哲学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研究方法也称之为一元四素方法论，就是通过“象、数、理、氣”对事物进行研究。由于把握了“中气以为和”，顺应了自然发展的法则，古代东方的科学文化因此呈现出勃勃生机，在十六世纪以前将整个的西方世界远远的甩在身后。也是因为掌握了中气以为和，才使我们的祖先并不局限于某一层级的阴阳，而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德的高度）看待和解决问题。对阴阳之间的失衡采取的是阴阳和谐论。中华医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哲学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才给两千多年来，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和健康的保障。
西方的先哲由于缺乏对“道”和“德”的认识和感悟，没能透过事物的表面发现其中蕴含的“德”能，因此长期分为唯物和唯心两大阵营，争吵了几百年之久，还没有统一认识。“德能”生于阴阳之先，伴随阴阳表象构成三，只有全面把握了三，才把握了“生”（长养）万物的真谛。没有把握三，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局限在某一固定的阴阳之中，将思维局限于可感知的“象、数、理”中，无法站在更高层次（德的境界）解决阴阳之间的矛盾。由此诞生的西方科学的两大法宝：逻辑分析和实验证伪，实际上只研究、掌握了太极阴阳模式中阳鱼部分的规律，是一条腿的哲学，随之建立起了瘸腿的西医科学。其突出特点就是将阴阳机械的理解为对立和斗争，是一种以保全某些个体、局部利益，不惜代价、损毁其他个体的解决方案，与中国祖先的阴阳和谐论相参照，只能命名为矛盾斗争论。
细菌和抗生素的发现是西医的两大支柱，西方解决的学理是对抗与杀死，从哲学的观点看，就是不断地制造矛盾和扩大矛盾，所采取的手段是拼个你死我活。因此细菌的种类越来越多，西药不断翻新，人类的各种疾病和怪病也越来越目不暇接。由于只见秋毫、不见薪舆的局限性，使得某些现代科学反而成了科学宗教，内容也充满了迷信的色彩。
因此，我们要大力地挖掘中华的道德根文化，用现代语言阐释其科学性和系统性，确立起传统的中华哲学体系和研究方法，杜绝西方一条腿哲学对中医的否定和肢解。
－－摘自熊春锦先生《复兴道德根文化 抢救传统中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