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

　　　　　　　　　　我学习中的几点体会（蒋洁尘）
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副教授 蒋洁尘
【作者简介】蒋洁尘（1918～）湖北汉阳县人。从事中医临床孝教学工作四十余年，着有《中医学基础》，并先后在京、汉、穗、鄂等医刊发表论文多篇。现正编写《景岳新方选》、《金匮选注》等论著。
余自幼多病，早有习医之念。予一九三三年春购得陆士谔编着之《医学南针》一套，继而又购读该篇后附记之必读医书；《内》、《难》、《伤寒》、《金匮》等。惟因无师指点，暗中揣摩，未能窥得门径。厥后，得阋恽铁樵之《伤寒论辑义按》及陆渊雷之《伤寒论今释》、《陆氏论医集》，以其浅而易懂，读后对此道渐次有所理解，而更坚定学习中医之信念，乃于翌年考入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就读。三年后卒业行医。于执业开始时，一度专攻《伤寒》、《金匮》，醉心「经方」，对宋，元、明、清诸流派的产生，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曾蔑视温病学派，诋诽叶桂、吴瑭喜务轻灵，果子药不能愈大病。后临证渐多，方意识到此乃偏执。所谓「经方」、「时方」，同样来自实践，用之得当，均有良效。在这一阶段，同时又有一偏见，即认为中医优异之处，体现于临床实践，从而只重视临证有效之方药，除惟视仲景为「不二法门」外，相应地不甚留心理论，误认为这样是崇尚质朴，避免了空谈。遣后，受到师友之熏陶，结合临证之体会，乃渐次认识到理、法、方、药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药脱离了理法的指导，就不成其为方药。撇开了理法专讲方药，名日重视，实际上并不成其为重视。从表面上看，这是重实践轻理论，实际上却是否定了实践和理论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此，余在尔后行医时，得以较好地处理理论学习和临证实践的关系，进而对法的重要作用及其正确运用有所体会。谨提供于此，以作刍荛之献。
「法」，是辨证论治之纽带
中医治病之特点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不外理、法、方、药四个方面。所谓辨证或「理」，即是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所谓论治或「法、方、药」，即是解决疾病，治疗疾病。认证清晰，论理精当，诊断确切，是治疗疾病的前提，确定正确的治疗方针，选择恰当的治疗手段，是使疾病得以治愈的保证。因而理、法、方、药实为一密切相关的整体。这四个部分，何者重要，何者次要，看法容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依余浅见，论理正确是治病的前提，殊为重要，但需在辨证基础上，拟定治疗法则，选用适当方，药，方能完成辨证论治之全过程。其中「法」的拟定，既反映诊断，叉指导治疗，起到承上启下之纽带作用，更为重要。辨证论理，正如对敢我双方形势之分析，为制定战略战术之依据，治疗法则乃是根据敌我形势所制定的作战方针，具有战略意义；选方用药则是在战略思想指导下所运用之具体战术。古人谓「用药如用兵」，概括实为允恰。故方，药如离开治疗法则的指导，则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药物的堆砌而失去方义。临床上正是依靠「法」这条主线，将理、法、方，药串成一有机的整体，而「法」在其中既独立存在，又渗透于理、方、药之中。这同武术家讲究手、眼、身、法、步，异曲同工，即「法」既为一端，又体现于手、眼、身、步之中。故严格讲来，理、法、方、药四端不可平列，其主线和关键是「法」。
中医自汉、唐以降，逐渐发展为各个流派，形成各流派的实质正是治疗法则，即以「法」分派。例如，金元四大家，不正是以「寒凉」、「攻下」、「补土」、「养阴」各派著称吗？降至后世，凡有成就、影响较大之中医名家，无不都是在治法上具有独到之处。如清·王清任擅长活血化瘀，居然以活血化瘀治疗五更泻、霍乱等等。又《医学广笔记》与《陆氏三世医验》均曾提及朱远斋其人。朱氏擅长攻下，有自制「润宇丸」一方，屡以攻下愈重证，深受丁长孺（《医学广笔记》之编者）及陆养愚之赞扬。总之，名家之出名，均表现在治法上有所专长，可漏代有其人，兹不一一列举。
因此，学习中医如不在掌握法则上狠下功夫，决难取得高深造诣。一部《内经》，方、药虽少，理、法独详，特别是有关治法这部分，散见于各篇章之中，扼要精当处，殊不少见，对具体选用方、药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故学习时必须深究《内经》中有关治疗法则之记载，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当精思冥悟。《伤寒论》条文共三百九十八条，前人称「伤寒三百九十八法」，提到「法」的高度来看待它，这是对《伤寒论》的推崇。陈藏器的「十剂」、程锺龄的「八法」，都能在《伤寒论》的方药中得到具体说明。
专门搜讨治疗方法的医籍，颇为少见。日本丹波元坚编着的《药治通义》编审精当，持论平正，收集得也很完备，值得参阅。
在「法」之指导下学习方剂（一）学习方剂，须明方义前人日：「方者法也。」意即方剂须体现法则，如方剂无法则作指导，势必形成「有药无方」。前人又日；「方者仿也。」意即方剂是可以仿制的，如只知生搬硬套，呆用成方，必将导致「有方无药」。「有药无方」与「有方无药」，其失相等，都是抽掉了法则的内容。临证拟方、用药，均宜根据病情需要，周不必囿于前人成方，更不得流于药物堆砌，要点在于依「法」选药组方。由是，临床上可以「有法无方（成方）」，万不可「有药无法」。有鉴于此，学习方剂不可限于背诵歌诀，杲记药昧，亦不只是了解其适应症，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方义。尤怡的《医学读书记》中「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台论」值得一提。论中谓：岵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每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利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补中之有陈皮，犹六昧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菜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文中有分析，有比较，阐述堪称透辟简练，读之深受启迪，实属上乘方解。总之，学习方剂，必须细心精究，深明方义，方可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二）方剂配伍，相辅相成方剂之配伍，在治疗法则上须注意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即所谓相反相成。如气虚宜补，气滞宜行。但治疗气虚，决不可单纯汇集补药；治疗气滞，亦不得一味行气破气。在一定情况下，应是于补或消之中，适当加以「反佐」，即补中有消，消中有补。
补中有消：即补气当佐以行气，如异功散用参、术等益气，配以陈皮即是。惟其如此，方能补而不滞。
消中有补：如四磨用乌药、槟，沉，佐以党参即是。这样才可以破气，防止耗气。
又方剂之配伍，尚须注意动静结合，升降相配，其理亦同。
然而，临床应用时亦非绝对如此，因在治疗法则上尚有「并行」与「独行」问题。《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闾者并行，甚者独行……」张景岳谓；「问者言病之浅，甚者言病之重也；病浅者，可以兼治，故日并行；病甚者，难以杂投，故日独行。」要之，并行或独行，应根据病情之标本缓急而定。如对急重的里实证，不骞徘徊瞻顾，务必纯任攻逐独行，不得杂以他法。因之，不能认为有了四磨，五磨可以弃置，同理，亦不得因已有黄龙汤，就不再需要大承气汤。凡此，都应在法则的指导下决定如何取舍，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要引用得恰当，切合实际。
（三）「有定法中无定法，无定法中有定法」治疗法则之运用，既具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而灵活性正寓于原则性之中。如针对某一疾病患者，当有一定之治法，但如同时延请十位中医分途诊视，可能提出十张不同处方，方药虽异，如能遍尝，可能均有一定疗效。此可谓无定法。实则中医治病并非漫无标准，不过是在一定治疗法则指导下，使方用药途径多，灵活性大而已，即所谓「有定法中无定法」，可以殊途同归，达到愈病目的。示其灵活性并未脱离原则性，是「无定法中有定法」也。
因此，苟能认识及掌握法则之规律，即使纲领在手，可以执简驭繁，高屋建瓴，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某外国尉作家曾将中国戏剧之表演形式概括为「有规则的自由活动」。看来，中医亦适用此评语。所谓「规则」，乃「自由活动」之前提，愈是「规则」在手，愈能自由活动」，即所谓「熟能生巧」。其所以「有定法中无定法」，终能愈病，正因「无定法_中有定法」之故。
（四）使方而不使千方方剂之具体运用，必须在理、法之指导下进行。「使方」即不失理、法地自由运用与驾驭方剂，否刚将为方剂所左右而「使于方」。
「使于方」为初学者必经过程。「使方」依赖于「使于方」，「使于方」有待发展至「使方」。如何才能相对地完成这个从机械地「使于方」成熟到机动灵活的「使方」的这个过程呢？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医贵多方」，剧需熟悉前人的各类成方。所谓熟悉，决非死记药昧，重点在于从理、法上加深理解，对每一个病证至少要牢记五个以上的方剂。临床实践，要注意必须「执方」，切忌「凑药」。一般来说，理法方药这四个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医案中有本《谢映庐医案》，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处方用药，善于选用成方」。它在每一则医索的后面，都附有一至两个其所本的成方，而且不偏执经方、时方，对初学者来说，此书允称为最好的医案范本，值得阅读。
二是学习各家方解，要善于比较、分析，从而鉴别高低，择善而从。如玉屏风散的主治，《成方切用》谓：「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易感风寒。」《兰台轨范》则称「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自汗不止亦宜。」两相比较，《成方切用》不免狭隘、局限，流于一般。
而（《兰台轨范》所谓「治风邪久留不散」似乎抽像，实则是抓住了应用此方的关键，妙在意境广阔，只要是可以风邪久留不散来解释的各类疾病，均可应用，不限于阳虚自汗一症。我多年以来屡以此方加味治疗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荨麻疹、神经性皮炎……均能取得一定的效果。说明徐洄溪注语「治风邪久留不散」，看来空泛而实则全面、准确，比诸他书精当扼要得多。
总之，余临证四十余年，建树甚少，教训良多，今不揣简陋，勉作刍议，不当之处，敬希予以教正。

　　　　　　　　　　采百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裘笑梅）
浙江省中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裘笑梅
【作者简介】裘笑梅（1910～），浙江杭州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治疗及科研工作五十余年，专擅妇科，对经、带、胎、产常见病较有造诣，着有《裘笑梅妇科临床经验选编》等。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人大代表盘职。
我出生在教员家庭，幼时体弱多病。十八岁时，在杭州弘道女中读高中，因常患鼻衄，而不得不辍学，在家休养。父亲略懂医学，远近邻居有小病小痛，常来家索药，亦见有不少贫苦患者，因无资求医买药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由已及人，深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乃萌学医之念，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这也是父母之夙愿。遂拜杭城著名老中医清华为师。其时老师年已耄耋，仅承教五载，因患中风病逝。从此，我一边承袭清华老师独立在杭州贯桥同益堂药店内「崇德医药局」挂牌坐期，一边继续自学攻读医书。初为儿妇科，嗣后专事妇科。至今五十载歧黄生涯，年逾古稀，可真是「功业来及建，夕阳忽西流」。在祖国医学这个博大精深的海洋里，我只拾得了数片贝壳而已。
熟读精思博学强记
我从师之初，老师先给我四本书：《医学心悟》、《濒湖四言脉诀》、《药性总赋》、《汤头歌诀》。此后，三个月未见老师面。过了三个月，老师才来。我们见面坐定，他便边翻书边考问我。如：「何谓保生四要、医门八法？」我答：「保生宜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嗔怒；八法为治病之方，即汗、吐、和、下、消、补、清、温是也。」又问：「脉有要诀，治有成方，何在？」继答曰：「脉有浮沉迟数之分，要决于胃、神、根三字。人与天地相参，脉必应乎四时，而四时之中，均以胃气为本，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胃气生则有神。人之有脉，如树之有根也。古人治病，药有君臣．方有奇偶，剂有大小，此即汤头。」幸而在这三个月里，我没有稍事懈怠，老师对我的对答比较满意，说「看来你是有志于学医的。」接着，老师叉要我同他弈棋，弈完说：「治病用药不能没有魄力，从下棋看，你还有点魄力。」这才正式收我为徒。之后老师一再告诫我：「学医要矢志不移，志不强者智不达}读书要精勤不倦，熟读深思义自明。」从师五年中，我日里侍医抄方，夜晚读书做功课。那时，老师除规定读书篇目，须日日坚持诵读外，还按日出若干思考题要我作答，他每天批闯检查，至甚严格。那年代，要学医读书也真不容易，肩上还有一副生活的重担。我迫于家庭贫困，每天下午去小学兼任语文课，以补贴家用和购买书籍。晚上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乎常常挨到午夜以至通宵达旦。那几年，虽是艰苦，却为我步入医林打下了基础。我不但读了许多医学典籍，学到了一些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习医求学问的能力。
读医典，我认为应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入手，然后循序渐进，博览各家著述。习妇科，基础与内科同，然妇人之病多于男子，固有其行经孕产哺育等特殊生理情况，且性情多郁，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疾病，因此在病理和诊断治疗上与一般内科病有殊。此所谓「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祖国医学中妇科学说，其源甚古，繁茂丰厚，我认为必须下苦功夫熟读的有以下主要典籍：《金匮》妇人病三篇，是专论妇科病的。其中「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讨论了妊娠出血、妊娠腹痛和妊娠水肿等症；「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提出了痉、郁冒、大便难三症和对产后腹痛、发热、呕逆、下痢等症订立了治法}「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研究了热入血室、脏躁、经闭、痛经、捕下、转胞、阴疮、阴吹等症。此三篇中所述的理论和方药，为后世治疗和研究妇科临床疾病的准绳。巢氏《诸病源候论》述妇人杂病二百四十三论，研究诸病之源，九候之要，为第一部病理专书。孙思邈《千金要方》妇人方治六卷，以脏腑寒热虚实概诸般杂症，而为立方遣药的总则。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对妇科病作了系统的总结，认为肝脾损伤是月经病的主要病机。薛立斋《薛氏医案》，重视先天后天，力倡脾胃兼补之说。《傅青主女科》，病立一案，案列一方，条分缕晰，言筒意赅，有独到的经验。《叶天士女科全书》，自调经种子以及保产育婴，靡不一一辨举，条分明晰，虽变症万端而游刃有余，实为女科之宝筏。这些医学著述，有志于学妇科的，要熟读，关键处得一字一字地推敲。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这对学医者尤为重要。平时熟读，把案头之书累积潜藏于心头，临床应用便犹如囊中探物，伸手即得。
旁搜囊括·虚心求教
《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学习祖国医学，钻研经典著作，要依靠老师的教育指点，还需要有虚怀若谷的精神，乐于拜一切有知识的人为师，特别要向有学问的当代医生求教。昔孙思邈，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傅青主「马医下畦，市井细民」，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古代医学太师们这种。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优良学风，认真记取，对于学业是大有裨益的。
早年我在同益堂药店坐期间，常常挤时间去店堂观看撮药，学习体察各家名医用药之轻重，君臣佐使的配伍，尤其注意对危症病人的抢救方。有点滴体会，随即录入本内，本名日《勤记免忘录》。同时，向药工请教药材的生熟之分，炮制之别，对不常用的药，宜细辨其气味。一日，见一只带皮的香囊，老药工告我：此便是麝香，其芳香走窜力极强，嗅之会昏晕。我为确切了解其药性，有意用鼻嗅之，果然，立感昏昏然欲倒。由此获得了辨别麝香真伪的经验，并体会到药性过猛之药，用量须慎之又慎，万不可掉以轻心。
我有幸曾与浙江著名老中医叶熙春一起临床。叶老精湛面独到的医术，使我得到许多宝贵的启迪。如治疗虚寒痛经，按常规投入温经汤。此方大多能奏效，但也有无效者。叶老不拘泥于成方，果断而大胆地投以桂枝汤复加肉桂。这是叶老的创见，疗效确较温经汤显著而巩固。我思其重用二桂，意在着力于助阳补益，以逐寒活血，为寒者热之之法。叶老选药组方，匠心独运，用药之专，用量之重，犹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给我莫大的教益。诚如南齐名医褚澄所言：「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我体会，一个善治之医，应有胆识，善谋略，敢于独抒已见。如有一妇人怀孕七月，持续发商烧，我院内科给作了引产术，热度仍不退。后嘱我会诊。见病妇汗法如注，有阴阳离决之患，命已岌岌可危。此时，我认为患者虚实相挟，必先扶其正，然后祛其邪，正不扶，邪不去。拟急用独参汤救治，处方：别直参6克，服三剂。高烧病妇用参，似乎不适，始有人反对，有人疑惑。后决定先试服一帖。服后果然汗止，热度亦消退，继服二帖，再投以清热之剂，终于转危为安。、敢于疑古勇于创新
继承与发展祖国医学，要师古而不泥古，不囿于一偏之见，不执着于一家之言，在博采百家之长，融会剖析的基础上，善于化裁，敢于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南朱名医陈自明，对妇女患脏躁悲伤，投以大枣汤，「对症施药，一投而愈」。今人之更年期综合征和青春期紧张症，即属脏躁疾患范畴。我在临床中亦袭用甘麦大枣汤，发现有许多病例不能取得满意疗效。为了探求新的途径，我一方面继续研讨古医经典，从理论上寻棍求源。《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说明妇女在十四岁时冲任脉逐渐旺盛，月事以时下，此为初潮行经之际，气血尚不足，肝肾虚亏，阴阳不得平衡，故来月经前后容易出现烦躁不安症状。《素问·士古天真论》叉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说明妇女在四十九岁左右，正是冲任脉功能逐渐衰退的一个过渡时期，机体平衡容易失调。弄清了病理病源，另一方面又综合分析临床病案，发现患者以阴虚肝旺型较为多见。明乎此，我认为应治以平肝安神潜阳滋阴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创拟了「二齿安神汤」（青龙齿、紫贝齿、灵磁石、茯神），旨在养心神，开心窍，镇惊而守其神。临床与甘麦太枣汤合用，疔效显著。如有一女青年，十九岁，因受刺激喝酒一两而致癫狂，神志不清，乱叫乱骂，甚至乱行烧火。曾在绍兴精神病院治疗，服用氯丙嗪，安定、泰尔登，病情略有好转，出院圃家后服胎盘二只，病又复发如前。继叉入湖州精神病院，电疗四次，仍服氯丙嗪等，药量倍增，住院四月，病情似有好转，出院后仅十天又发病。后经上海精神病院诊断为「月经性精神病」（因发病每在经前七至十天，直到月经干净后四、五天），予限避孕药控制月经来潮。来我院门诊时，患者语言错乱，哭笑无常，头痛烦躁，神倦乏力，喉中有痰声，两眼定视，两颧潮红，脉弦细，苔薄，质红绛泛紫色。辨证为：阴虚阳亢，神不守舍。遂投以二齿安神汤加当归、川芎、赤芍、泽兰、益母草，服三荆。二诊时，语言较前清晰，神志较安静，能坐片刻，夜寐嚎咙，有痰难以咳出，头痛烦躁忽有忽无，口苦唇干，小溲少黄，少腹胀痛有经来之兆。前方除川芎改用天虫，嘱继服五剂。三诊，经转，色鲜红，量少略有血块，夜寐较安，言语清楚能对答，头痛腹痛均自消失，食欲略馨，嘱停服一切西药，以二齿安神汤加芩、连、淮小麦、炙甘草、红枣，再进十剂。后又续服前方四十五剂，经候如期，色量正常，上症全部消失，并能参加轻劳动。几十年来，我采众长，化古法，已先后总结整理出二齿安神汤等疗效显著之验方二十八首。
如何正确地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创造出我国的新医学，是一个有待于不断实践与探讨的大课题。我仅从临床实践而论，深感西医确有许多长于中医之处，中医学习西医，有利于提高疗效。举例来说，先兆子瘸和子痫，属西医「晚期妊娠中毒症」的一种类型。中医没有「妊娠中毒症」病名，但从本病的牦床表现来看，类似于中医妇科所称的「子肿」、「子满」、「子晕」，「子痫」诸症。《诸病源候论》中指出：「胎间子气，子满如肿者此由脾胃虚弱，脏腑之间有停水而挟以妊娠故也。」《医宗金鉴》亦说：「孕妇忽然颠扑抽搐，不省人事，须臾自醒，少顷复如好人，谓之子痫。」这是妊娠最严重的疾病，重则删【母婴死亡。现代医学对妊娠中毒症的诊断，根据妊娠二十四周后，如高血压、水肿、蛋白尿三个症状有二者，均诊断为先兆子痫。古人对本病虽早有认识，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中医文献都把「子肿」、「子满」、「予晕」、「子痫」等当作不同的病证，其实上述各症，不过是整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子肿」、「子晕」往往是「子痫」的先兆症候，即使较轻的「子肿」有时亦可发展为危重的「子痫」。因此，必须重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上述认识，我制订了主方「牡蛎龙齿汤」（牡蛎、青龙齿、石决明、杜仲、制女贞、自芍、夏枯草、桑寄生、茯苓、泽泻），无论防与治，疗效均较显著。我采用中西医结合在妇科临床中尚是初步开端。
仁术济民夙愿得偿
古人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生的规范是要无限忠诚于病人的健康，视人之病犹己之病。
几十年来；我尽力做到：凡有求治，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再则，医之一道，其理甚奥，其责甚重，论治立方，性命攸荧。为医者不应草率逞能以沽名钓誉，亦不得瞻前颐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名。对于危急病人，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可生。有女青年』十八岁，淳安人，值经来之时，外出遇雨淋，回家又遭父斥责，乍经闭病起，在当地治疗月余，耗去数百元，病却日重一日，不得已而来杭州投亲，设法救治。患者亲友正前不久经我治疗过，见病人危急非常，即于到杭当晚引来我家。病人用门板抬来，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气息奄奄。我家人见之，恐其顷刻死去。病人父亲再三恳求，救女一命。如此重危的病人，又是晚间抬到家来，我可以要他们去医院捡查抢救。但贻误时间无异于断送其性命，作为一个医生，只有尽心竭力救治的责任，断无犹豫推诿的借口。我诊断患者系瘀阻迷闷，肝气郁结，投以桃红四物汤加失笑、花蕊石散，先服一剂，嘱当晚即煎服，明天复诊。是夜，我反复展转思考，未敢入睡。翌晨，病人家属来院，说服药后，早上已来月经，量不多。见有转机，我如释重负，增删原方，继服二剂，病人神志渐清，化险为夷。

我是学西医的，兼家传研究中医18年了，对于中医还是隔了一层雾。

治学之道在于学「问」（赵菜）
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教授 赵菜
【作者简介】赵菜（1910～），福州人。少年时，见家人病笃，中西药均罔效，后由名医精心诊治，始转危为安，因此对祖国医学极感兴趣，遂失志攻医。虽承师启蒙五年，实以自学为主。园能勤钻苦研，医术话精，但仍孜孜不体。悬壶以来，颇得群众信仰。解放后，福建中医学院成立，遂执掌教鞭。二十余年来，桃李多出其门下，深为医林重望。学宗补土，但不拘泥于温补，能别树一帜，对疑难直证，治愈颇多。着有《赵茶医疗经验选集》及主编《中医基础理论详解》等书，颇得读者好评。
我年青时，由于家人患病极笃，奄奄一息，危在旦夕，用中西药皆罔效，后经名儒医周良钦精心诊治，始转危为安，遂立志学医。除承师启蒙外，孜孜不倦，五易寒暑，始奠初基。
临诊以来，日益发现中医学术理论中，尚难理解的问题颇多，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之憾。困思古今医家，虽各有师承，然多是自学而成，即所谓无师自通者，我何不效尤一试。但思自学总要有一套方法，才能有所收获。我体会到治学之道，途径很多，而「善学者必善问」这一条方法，是不能缺少的。
我在学医之前，曾涉猎于古典文学，由于古汉语措辞用字，与现代文不一样，往往读了一篇文章，好像都懂，如深入提问，又觉难通，诗词更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难关，乃采取筮问的方法，自行解决了不少的疑问。我认为这种方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学医。
现举一例学习诗词发问自解的方法和经过，以资说明：李白的「静夜思」，原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浅显易读，一看即懂。但是进一步追问，这首诗为什么说写得好？好在那里？为什么既然说出了床前明月之光，何以又疑是地上之霜呢？望月思乡，尽人皆知，有何深意？这样层层提问，又感到答不上来了。经过初次思索，稍有领悟。李诗题为「静夜思」，他用「床前明月光」五字，就把夜深人静的情境，衬托出来。用「疑是地上霜」五字，把深秋月色洁白如霜，描绘出来，后两句转入正题，说出望月有所思，思故乡也。但我细细琢磨，仍感到不深不透，实际上还未学通。反复深思，又有进一步的理解。如床前明月之光，为什么能说明更深夜静呢？因为月光透射到屋内的时间，不是上半夜，就是后半夜，此诗以静夜为题，当然后半夜才可称静。为什么既知明月之光，叉疑为地上之霜呢？因为秋凉才有霜，下霜又多在深夜，既在深夜，应当是已睡了一觉，醒来感到凉意，在嚎陇中，映入眼帘的洁白月色，疑为寒霜，如果一直醒着未睡，尚有何疑？这也点出深秋月夜月明之景，因秋而生感。秋天又是诗人最易触景生情之时，古人有秋声赋、悲秋之作，都是以秋来抒情的。但是望月思乡，是想什么？又没有指出。．要知明月两字，诗家多用为团圆之意，也意味著作者在梦中与家人乐叙天伦之趣。标出低头两字，说明眼前却是只身异地，有不能与家人团聚之叹。举头低头，两种情景，在脑中回荡，意念绵绵。寥寥二十字，把时间、地点、环境、思想都说清楚，没有千锤百炼的功夫，是不能写得如此含蓄、言浅意深的，故称佳作。这样解释，或可使人折服。但是我不是诗家，所有解释，不一定对，此处不过藉以说明读书须「好问阙疑」，是一项很重要的方法。话说回来，我们是谈医，解释这么多诗意，与医何干？我觉得医学虽非文学，而学「问」的方法，对学习任何学科，是可以通用的，尤其学习中医，更须如此层层发问。我当时研究古典医籍，探讨其机理，即本着这种方法，收到不少益处。现试讲几倒通过发问，自行理解的问题，介绍于下如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又是入门第一关，如果不明确它的精神实质，便成为绊脚石，影响整个中医理论的学习。这里单举一个问题来问：为什么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称为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这个道理不解决，就会怀疑中医太陈旧、不科学，阴阳五行有唯心色彩。原来阴阳学说，把阴字列为第一位，阳字列为第二位，从阴字代表物质，阳字代表功能来看，先物质后功能，把物质列为第一性，这正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唯心论者是把功能（精神）列为第一性的。以这种思想方法作为说理工具，符合客观真理，故中医学说能一脉相承，历数千年而不衰，道理即在这里。
五行学说原是说明地球绕日一周，成为春、夏、秋、冬四季，在这四季中，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均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四季本身也在变化，都是有物质为基础，且又互相联系的。古人为了说理方便，以木、火、土、金、水五字为代名词，以东方、春季等为木；南方，夏季等为火}西方、秋季等为金，北方、冬季等为水；地球为中土、为长夏。它的主要精神实质，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有联系，不是孤立的，并且时时都在变化。这正是辩证法的观点。中医学中引用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并推广其含义，由于指导思想颇符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弄通了这一关，学习中医的绊脚石，便可以搬开了。
其次，再谈谈学习《素问·阴阳应像大论黟一章内的如下一段话：「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遗段经文，有的注释，把天地当作实际的天地，把东南、西北当作我国版图的地势，以东南地势低洼、气候炎热为阳，西北高原、气候寒冷为阴。照这样解释，如何与人体的耳目、手足联系得上呢？原来古人写文章，有个习惯，不喜欢在一篇文章里，反复重用一个名词，总要另选一个适当的名词来代替，以新耳目，这种方法，在古人文章里是不乏先例的。所以「阴阳应像大论」里的天地、东南、西北，实际还是指阴阳，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按古人定方位的习惯，都是以上为南，下为北，左为东，右为西。综合起来，以东南代替左，左又可代替阳；以西北代替右，右又可代替阴。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论述阴阳，为了避免阴阳两字，过于重复使用，故更换新名词代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医学是讲具体的东西，既然天地、东南、西北都指明阳，而与人体的耳目、手足有何关系？按中医理论，阴阳在这里应该是指气、血而言。气为阳，血为阴，清阳为天（在上），浊阴为地（在下），阳气上行头目，而盛于左，故耳目虽俱禀于清阳，但左明于右。阴血下行手足，而盛于右，故手足虽俱禀于浊崩，但右强于左。所以有「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的说法。这样联系起来，就不会感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之句，难以理解了。至于气血在人身有左右、上下、盛虚之别，是否与地球的转动方向，或地球的磁场有关？此中奥妙，尚难尽解，只可存此疑问，以待高明。这又是用为什么来探讨经典著作的一例。
再如学习脉学，感到很抽像，如讲到浮脉是浮在皮肤上，又如水漂木。听了好像易懂，但追问它的实际标准如何？又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字里行间去寻求答案。古人为什么说如水漂木，如果只在字面上去理解，只能认为浮者，浮于上也，脉浮在皮肤上，如术浮于水一样，其实这是一知半解。须知中医言脉，在于脉气，即脉之动态。要真正理解浮脉，必须深思其意，再加实验。可试取一块小木板，放在盆中，盛水后术浮于上，此时以手指轻轻下压，手指亦紧随木块下沉，如将手指轻轻提起，木块亦紧随手指上浮，这种应指上浮之力，即是浮象。临床验浮脉，即重按之后，随即轻轻提起，手指不离皮肤，脉气亦随手指上浮，这就是浮脉。古书文字简练，必须深究。验舌亦是如此。如舌苔的厚薄，从字面来看，理解并不困难，但厚薄的界限，应如何确定？我想应该从舌的乳头方面去探讨，乳头被苔垢遮满，丬『算厚苔，否则仍属薄苔。如此鉴别，才有着落，决不可因古书未言，便囫图吞枣。
再如方剂中的「大承气汤」，不名大黄芒硝厚朴枳实汤，而名承气，是何用意？须知方剂的组成，是针对病机的，大承气汤是用于胃家实、里热内结之证，名为承气，即点出腑气不降之病机。《内经》有「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之说，推而广之，凡能使胃气通降者，皆可谓之承气。前人有以硝、黄的作用为承气，或以朴、枳的作用为承气，论说不一，我认为还是以胃气宜降为是。这是符合病机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都要发问探讨，然后得到理解，可见「善学者必善问」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所体会的问题，因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之处，因为要阐明发问的过程，不得不详细叙述，以便说明。我们还应当承认，样样发问，都能自己解答，这是不可能的。个人学识，终有限度，应当虚心请教师友，以冀他山之助。如果确实遇到人体奥妙，在今天科学知识尚无法解释的问题，只可存疑，以待他日解决，尽可能做到应该懂的要真懂，不懂的也心中有数，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作风，对学医是不利的。
此外，发问的另一作用，还能引人向钻研的道路前进。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说明其中有很多的宝藏，尚待发掘，加以整理提高，因此我们学习中医，遇到关键问题，都要紧紧抓住不放，认真钻研，才能推陈出新。由此可见发问置疑的过程，是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对学「问」这方面是尝到一些甜头的。用敢不揣谫陋，略述梗慨，以供自学者参考。

　勤奋读书不断实践兼忆瞿文楼、韩一斋、汪逢春先生
北京中医学院教授，温病教研室主任 赵绍琴
【作者简介】赵绍琴（1916～），北京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祖父、祖父均为清代御医。父亲赵文魁，字友琴，系清光绪二卡午御医，光绪三十年任太医院院使（院长）。本人早年就学予御医瞿文楼、韩一斋及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先生。毕生致力干中医临床和教学研究，长予湿温及内科杂病。主要著作有《温病纵横》、《赵绍琴临床四百法》、《临床脉诊》等。
我出身子一个中医世家的家庭，先父赵文魁老先生原系清代光绪年间太医院院使（即院长），尤精于内、难、温病、伤搴。平生忙于诊务，很少著述，耳濡目染，我从小就酷爱祖国医学，自幼即在先父指导下背诵了《濒湖脉学》、《雷公药性解》、《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等，这算是我学医的启蒙教育。
十三岁时，先父委托其门人瞿文楼先生（清光绪年问太医院吏且）给我讲授（《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经典著作。先生要求严格，所讲述的科目不少都由瞿老亲自手抄交我背诵（有的手抄本我现仍保存）。如《素问》，瞿老不仅要求领会其意，且要求背诵原文及王冰注。自幼家学及瞿老四年多的讲授，奠定了我中医理论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先父去世，我遂继承父业，并每日轮流到韩一斋（先父之门人，清末太医院御医）及汪逢春（1920～1940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先生处进行临床学习，聆听教诲。韩、汪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诲人不倦。讲解经典，博引众籍，多参以己见；论及病症，侃侃而谈，必深究其理。临证问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望闻问切，理法方药，条理井然。其言谈音容，犹历历在目，然至今已忽忽五十年矣！现仅将能回忆起的跟诸老学习情况及诸老教诲择其精要者，并略附个人体会述之于后，备同志们参考。
瞿文楼先生（1891～1957），名书源，河北新城人，以一等一名毕业于清太医院医学馆。后为太医院恩粮（有薪金的实习医生）、八品吏目（相当于住院医师），民国后在北京行医，为北京著名老中医。
先生中医理论造诣很深，且擅长书文。临证问病，有独特见解。瞿老讲述经文，不仅深入浅出，并常验之于临床。临床看病，强调要细心、全面。先生尝说：「冶病求本，详诊细参，辨色看舌，务在精细。」一次一贵妇人，来瞿老处看病，等候既久，瞿老诊脉竟有四、五分钟之余，妇人见先生慢条斯理，又不问病家之苦痫，心中不悦，怒气外形于色。不料瞿老则指其右胁下问道：「这里痛有多长时间了？」妇人怒容顿失，笑着应声道：「老先生，我右胁痛已三年多了，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全都看过，今天正是为这病来的。」先生详诊细察，料病如神。
瞿老强调「治病求本」，他说：「鲧湮洪水，医之禁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先生说：「今之医家，不审标本，不论八纲，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每每错补误温，病者无怨。每见火证必凉，并言热则寒之。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火郁当发，以导引为贵。疮疡外症，每用调和气血，后期再吼活瘀通络，不留后患。切不可早用凉法。以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
瞿老对温病的治疗强调宣畅气机，不可一派寒凉。他说「温虽热疾，切不可简单专事寒凉。治温虽有卫、气、营、血之别，阶段不同，方法各异，但必须引邪外出。若不治邪，专事寒凉，气机闭涩，如何透热？又如何转气？轻则必重，重则无法医矣。方书虽有牛黄丸、至宝丹、神犀丹等，但必须用之得当，早则引邪入里，后期正虚之时，又无能运药治病，只有用之得当，才能见效。」瞿老此论，我在临床中体会，正是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能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韵含意。
瞿老这一学术恿想贯串在他整个临床实践中。特别是他对跟疾治疗有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他说；「眼疾治疗不当，多导致瞎。「世人每以耳为火户，当属多热。不知病有新久，新病多热多火，虽是火证亦不可单纯用寒凉之药，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肝开窍于目，虽为火户，但非宴火也，亦不尽是虚火。肝为藏血之脏，血不足，则肝阴失养，阴不足则阳必亢，亢则主热。热者种类繁多，有圆郁而致者，有因湿阻滞络脉者，有暴怒之后，血瘀气滞者，有外因而引起内伤者……必须详辨，再行施治。俗医见风火赤眼，每用黄连苦寒之极，最遣后患。不知当须先治风热，养血熄风。」其慢性眼疾，瞿老则多从肾水考虑。
一次瞿老治一暴发火眼病人，其眼球突然增大，疼痛难忍。先生谓「郁当散，肝热当清」，以独活、川芎、羚羊角等，一剂病减，继则以龙胆草、大黄等苦泻，又一剂其病若失。
凡郁皆当开。气血痰饮食湿，均可致郁，郁久化火，都是热证，岂可一派寒凉？并言「治热以寒」，遏阻气机，病焉有不复加重之理？瞿老之论，源于《内》、《难》，出之于自己多年实践，用之于临床，每多效验。韩一斋先生（1874～1953），名善长，字一斋，号梦新，北京人。受业于清太医院院判（副院长）李子余，后为太医院御医。先生熟读中医经典，博览群籍，对叶氏温病理论最有心得。擅治内科诸证，对肝病、虚损、血证等均有独到之处。在京行医五十余载，每日门庭若市，活人无算。
1934～1940年，我每日定时去韩老处学习。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平时诊余，即指导我们学习，并经常结合临床实践讨论疑难病例。他认为凡志于医者，必须在中医经典著作上打好基础，对《内经》、《难经》、《金匮》、《伤寒》、《本草经》等书，皆须熟读精通，后博览历代医家著述，勤学必须多思，既要领会其意，又要举一反三。他尝兑：「熟读经典，博览群籍，贵精善悟，于无文处求文，无字处求字，得其弦外之音，旨外之旨，阴阳在握，玄妙在心，庶几寡过。」在临证中，先生教导我们要细诊详参，权衡病情，立法选药，要合乎规矩，且要灵活应变，师古而不泥古，才能出奇制胜。他说：「事无定体，治有定理，制方必本权衡规矩。虽先圣示我以法，教我以方，当不离于古，不泥于古，以病为务。」
先生治病，重视肝郁。因肝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其在志为怒，怒易伤肝。故一般情志不遂，多导致肝郁。郁久或从阳化，或从阴化，两者不同，治宜区别。
若从阳化，表现为肝用方面，有肝气、肝火、肝阳之不同。
肝气横逆，易于克脾犯胃。证见胸胁刺痛、暖噫不舒、烦躁不宁、不欲饮食、脉象弦急，治宜疏肝理气。肝气郁结，脾土受克，又有挟湿，挟食、挟痰之别。挟湿则宜宣郁化湿，挟食则宜开郁消食，挟痰则宜行气化痰。
肝郁久化火，火性炎上，其面红而热，头晕耳呜，口干口苦，恶心泛呕，便结溲赤，甚则舌绛脉弦实有力，宜苦寒泄肝折热之法。
肝阳。为肝气上逆，冲犯清窍，头晕耳鸣，甚则络脉失和四肢麻术，胸腹胀满呕逆，急烦不宁，脉多弦劲有力，宜平肝镇逆。
若从阴化，则表现为肝体方面，有阴虚肝热和郁热化火伤阴引起血虚风动。
阴虚肝热则心烦失眠，急躁口渴，舌红而千，脉弦急细数，治宜清肝育阴。
若郁热化火伤阴，络脉失莽，四肢瘦疵，脉弦小细数，则宜养血柔肝熄风宁络。
先生治疗虚损，必分阴阳、别五脏、论气血、顾脾胃，并考虑母于生克关系。阳虚多见外寒，总从维护阳气入手}阴虚每见内热，必用益水制火之法。
先生治血证，主张降逆化瘀。他认为凡血证暴吐势猛，稠粘结块者多属热，清稀零星、过劳即发者多属虚；血色深紫光滑者多属热，黑暗浊晦或_炎淡稀者多属不足}面唇红赤，舌绛且干，脉细数者属热，面黄唇淡，肢冷不温，脉迟缓虚软者为虚。血随气行，若气虚则血无以固，热郁气迫则血妄行。先生认为血证见犬实太热者甚少，苟若属实，吐血日久，未有不伤及气【血者，又何能言其为实证。所以先生说：「治血证以降逆为本，不可独持苦寒泄热，恐其邪热不净，留阻为瘀，此乃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之理。」
先生治病，必详审病情，细别标本，升降补泻，常兼顾并用。标本皆虚者，当补』标本皆实者，宜泻。其有标实而本虚或标虚而本实者，必须详审细察，权衡急缓，或舍标从本，或舍本从标。先生日：「几降者，必先升，但升者不使过高，降者宜求其缓。降其蕴邪，驱其滞热，升其不足，以补其正，斯为得之。」先生认为升降宜适度，若升之太过，易使其虚热上越，而致跌仆晕厥。久病虚弱者，用通降法时尤应注意使其缓和稳妥为要，防其病去正伤。先生说；「若久病正气大虚，当须用补，但因内蕴积滞，攻补不易，必须审察标本虚实，采用兼顾并筹之法，灵活运用，多能取效。』随先生学习时，每见重病，正虚邪实，攻补两难，他医束手，先生屡用此法，速取趣效。
汪逢春先生（1882～1948），名朝甲，号风椿，苏州人，吴门望族也。悬壶北京五十年。先生博学多才，善书能文，勤学苦读，毅力过人。受业于昊中名医艾步蟾老先生之门。精究医学，焚膏继咎，三更不辍，泊卒业，复博览群籍，虚怀深求，壮岁游京，述职法曹。。
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诚谓法古而不泥于古也。每有奇变百出之病，他医束手者，先生则临之自若，手挥目送，条理井然，处方治病，辄取奇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0年，我随先生学习，先生论病处方，每多撮录，兼参以己见，次日先生必亲自圈阅批点。关键之处，多浓笔重点。
如一次治一妇人妊娠三月，患疾喘咳，首方以苏子、莱菔子、杏仁、贝母、枇杷叶等宣肺化痰降逆之品。汪老看后批之日：「苏子降逆力强，胎儿受伤，甚则引起堕坠；莱菔子昧辛性烈，弱人尚不可用，况孕妇乎？」又一次，一猩红热病人，我处方中用了薄荷，饪老批之日；「温疹乃热郁于内，一涌即发，发则无以制止，方中何以还用薄荷？恐其不速耶？」并告诫道：「脉数有力，斑出深紫，高热心烦，咽红肿痛，皆是发出之极矣，切不可再行发之，只宜清气凉营，以缓其速。」
先生每于望朔之日，便令组织同砚小集，受课之余，互相研讨，凡《内》、《难》、《伤寒》、《金匮》等书，皆要求次第理渣。且时于节假之日，携渚弟子，登北海琼岛，假揽翠轩（洼．北海白塔之饭店），杯酒言欢，讲授诸书}或共载一舟荡漾于太渣池（北海）中，l师生同游，其乐无穷。
先生每日患者盈门，活人无算。对湿温伤寒尤有心得，誉为京都四大名医之一。我随汪老学习，结合自已临床体会，将汪老治疗湿温病的经验总结为十法，以体现其学术观点。
（一）芳香宣化法（上焦）暑湿之邪迫于外，湿热秽浊蕴于中，头晕身热，漾漾泛恶，舌苔白腻而滑，胸中气塞，脘闷咳嗽，周身酸沉乏力，小溲黄赤，湿热初起之证，宜芳香宣化法。
鲜佩兰5克（后下），鲜菖蒲5克，大豆卷10克，鲜藿香5克（后下），嫩前胡3克，川郁金6克，自蒺藜、姜竹茹各10克，制厚朴6克，川黄连、通草各3克。
（二）芳香疏解法（上焦）暑湿外受，表气不畅，形寒头晕，周身酸楚，身热肌肤干涩，恶心呕吐，腹中不舒，中脘满闷，脉象濡精，法当芳香疏解，以退热止呕。
佩兰叶12克（后下），广藿香10克（后下），陈香薷5克（后下），大豆卷10克，制厚朴6克，新会皮3克，制半夏10克，苦桔梗、枳壳各6克，白蔻仁5克，煨鲜姜3克，杏仁泥6克，太乙玉枢丹1克（研细分冲）。
（三）芳香化浊法（上、中焦）暑热湿滞，互阻中焦，身热泛恶，呕吐痰水，胸闷腹中阵痛，大便欲泄未得，心烦急躁，两目有种，舌苔白腻，口干不欲饮水。用芳香化浊法定呕降逆折热。
鲜佩兰10克（后下），藿香（后下）、制厚朴各6克，半夏曲12克，川黄连3克，大腹皮、佛手各10克，煨姜3克，保和丸12克（布包），焦麦芽10克，赤苓12克，上落水沉香末、白蔻仁末各l克。后二味共研装胶囊分两次随药送下。
（四）轻扬宣解法（上、中焦）暑湿蕴热，互阻肺胃，身热头晕，咳嗽痰多，两脉弦滑略数，按之濡软。热在肺胃，法宜宣解，湿浊中阻，叉需轻扬。香豆豉12克，炒山栀6克，嫩前胡3克，像贝母12克，杏仁泥10克，枇杷叶12克（布包），保和丸15克（布包），鲜芦根30克。
（五）宣肃疏化法（上、中焦）暑湿热郁，蕴阻肺胃，咳嗽痰多，胸中满闷，苔黄垢厚，大便不通，小溲赤黄，可用宣肃上焦，疏化畅中法。
前胡3克，像贝母12克，杏仁10克，香豆豉12克（布包），山栀3克，炙杷叶12克，黄芩10克，保和丸15克，枳壳3克，焦麦芽10克。
（六）轻宣清化法（上、中焦）暑热偏多，湿邪略少，身热咳嗽，汗出口干，意欲凉饮，舌红苔黄，脉象细弦，用清解暑热，清宣化湿法。
薄荷细枝2克（后下），佩兰叶10克（后下），连翘、『炙杷叶各12克，白蒺藜10克，前胡3克，杏仁10克，川贝母5克（研冲），鲜荷叶1角，益元散12克，鲜西瓜翠衣30克。
（七）辛开苦降法（中焦）湿热病，热郁中州，湿阻不化，头晕且胀，胸闷周身酸楚，漾漾泛恶，苔白滑腻，大便不畅，小溲黄赤，辛香开郁以利三焦，苦以降热兼燥其湿，少佐淡渗分消。
白蒺藜10克，佩兰叶12克（后下），自芷3克（后下），半夏、杏仁各D克，黄芩12克，黄连3克（研冲），炒苡米12克，白蔻仁2克，赤苓、滑石各12克。
（八）宣化通腑法（中、下焦）暑挟湿滞，互阻不化，小便艰涩，大便不通，上则恶心呕吐，下则腹胀矢气，宜宣化降逆，展气通腑，一方两法，兼顾胃肠。
鲜佩兰12克（后下），鲜藿香6克（后下），香豆豉12克，山栀、新会皮各5克，佛手片、摈榔、杏仁各10克，前胡6克，通草、煨姜各3克，酒军0．5克，太乙玉枢丹克。后两昧共研装胶囊分两次用佛手片10克、煨姜3克煎汤送下，药先服。
（九）泄化余邪、轻通胃肠法（中、下焦）湿温后期，身热已退，症状大轻，余热未除，湿热积滞退而未净，大便不通，腑气不畅，腹中不舒，苔腻根黄厚，用本法泄化余邪而通其胃肠。
白蒺藜10克，粉丹皮6克，香青蒿4克，枳实S克，鲜杷叶12克，保和丸15克（包），垒瓜蒌30克，知母6克，炒苡米12克，山楂炭、杏仁各10克，茵陈12克，白蔻仁末O．6克，生大黄末1克。后二味共研细，装胶囊分两次汤药进下。
（十）泄化余邪，甘润和中（中，下焦）湿温初愈，邪退不净，中阳来复，阴分亦虚，运化欠佳，胃纳不馨，周身乏力，舌胖而淡，脉多濡滑缓弱，用泄化余邪，甘润和中法，以善其后，病势向愈，饮食寒暖，切当留意。
川石斛12克，丹皮6克，香青蒿4克，甜杏仁10克，范志曲12克，鸡内金10克，冬瓜子20克，茯苓皮15克，生熟谷麦芽各12克，香砂枳术丸15克（布包）。
跟韩、汪老的临床学习，奠定了我临床的基础。
四祖国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来源于实践，而且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也必定将在实践中提高。掌握了基础理论，为临床打下了基础，但对基础理论的运用、加深理解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又必须通过临床实践。下面我通过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进一步说明之。
（一）关于脉象与舌质的研究强临床体会从幼年背诵《濒湖脉学》时，就曾反复琢磨过脉象与病变的关系。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都可影响气血的运行，因之五脏六腑的病变都能够而且应该从脉象上反映出来。所以脉诊在临床诊断上有重要意义。但不同脏腑的布同疾病对脉象的影响，如何通过现代科学的方法，用仪器和数据确切地反映出来，作为诊断的客观依据，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我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虽地有方土之剐，人有男女老幼之分，但患病之病位所反映到脉象上的深浅恰与人体卫、气、营、血的层次相应。因之，切脉应有浮、中、按、沉之别，且能分别诊在卫、气、营、血部位之病。我根据多年的临床体会认为，抓住了主脉与兼脉，用浮、中、按、沉确定病位深浅层次的脉诊方法，再参照其它三诊，以确定治法方药，取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因之对脉学的认识就有新的提高（我有《临床脉诊》一书待出）。
关于舌诊著述不太多，《内经》、《伤寒论》中论述较少，自清代温病学家提出「辨舌验齿」后，舌诊遂被重视起来。舌苔多反映功能，即卫，气部位的病变』舌质多反映实质，即营血部位的病变。但我在临床中发现，一些心烦急躁内有郁热的病人，其舌面淡而苔自，其脉弦细急数。粗心之人，一见舌淡苔白，即认为是「虚」，便用温补，致使病情增重。因苔布于舌面，素体阴分不足之人，舌瘦小，其舌质之红为白苔所掩盖，因内有热，舌面虽淡，若让病人将舌翘起，舌之背面见红或深红，甚或红绛。在通常情况下，咏、证、舌应是统一的。通过临床，我觉得舌质看其背面更为确切实在，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对临床诊断，特别对于温病临床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已写好《临床舌诊》待出）。
（二）对「在卫汗之可也」的认识关于温病卫分病的治法，叶天士谓：「在卫汗之可也。」一般认为就是「汗法」，或「辛凉发汗」、「辛凉解表」。而我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辛凉清解」的提法更为确切，并强调指出「汗之」并非「汗法」，也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考吴鞠通《温病条辨》治疗卫分证（上焦）时列辛凉轻剂、辛凉平剂，通书并无「解表」、「发汗」字样，且谆谆告诫：「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因温病「自口鼻吸受而生，徒发其表亦无益也，且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乱，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又因「汗法」伤阴助热，吴氏谓「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温病初起，为温邪犯肺，肺气贲郁，卫阳之气宣发受阻，；H气壅滞郁而发热。病在肺卫，虽属轻浅，但其津已轻度受伤，故有「口微渴」之见证。此与伤寒之风寒外束，卫阳受伤，迥然不同。其治法，太阳伤寒，宜辛温发汗，而温病卫分证，叶天士认为其治法「与伤寒大异也」，因之「汗之」绝非「汗法」。
温病卫分证属「郁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日；「火郁发之。」王冰注之日：「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柳宝诒则进一步论述说：「暴感风温，其邪专在于肺，以辛凉清散为主，热重者兼甘寒清化。」①均不认为是「汗法」。先父对此曾解释说：「外感风寒是为表闭，内热温邪是温从口鼻而入，其病在卫。在表宜解表，在卫当疏卫，如房中热郁，必须打开门窗，以令气流则热退矣。」所以卫分证之「汗之」，实为辛凉清解之法。辛可开郁，凉能清热。郁开热清卫必疏，邪去则三焦通畅，营卫调和，津液得布，故表清里和微汗而愈。此不用发汗之法而达到了汗出的目的，即「汗之」之意。
《温病条辨》银翘散方，在大队清凉药中辛温者仅豆豉、荆芥穗二味，且用量很轻，绝非发汗之意。
其作用有二；其一，是开郁，卫分郁热，邪在上焦，豆豉、荆芥辛温开郁，宣畅肺卫。其二，凉虽能清热，但一派寒凉则易使气机涩滞不流，故少佐辛温，以制其弊，仅取之味，断无温燥之性，合称辛凉平剂，实为开郁清热，并无发汗之意，绝非「汗法」。
「汗之」并非「汗法」之论，其理论根据是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机不同，这并非文字游戏，因为临床上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指出了治疗卫分温病，不可用辛温发汗，也不能用一派寒凉之法。过用辛温则伤阴助热，发为昏厥之变；一派寒凉，则郁不能开而热不易清，闭塞气机也会使病情加重。必须辛温与寒凉相配始成辛凉之剂。在卫分证中，因「热」与「郁？又有轻重之不同，所以「寒凉」与「辛温」的配伍也要有一定的比例。一般来说，热重郁轻者，以寒凉为主，少佐辛温；郁重热轻者，则以辛温为主，佐以寒凉。只要比例恰当，就能使郁开热清，达到表里清和，营卫调和，三焦通畅，微微汗出而愈。这一认识避免了误治，并指出了组方原则和用药根据。
（三）对「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认识温病邪入营分，病情深重，一般常用「清营汤」、「清官汤」及
「三宝」，并云此即「透营转气」之法，对何谓「透热转气」，并无明确论述。通过临床实践，我认识到营分具有营热、阴伤、气机不畅三个特点。对于前两个特点，叶天士曾明确指出：「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血液受劫」，即营阴为热邪所伤。因「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且「循脉上下，贯五脏而络六腑」。所以热邪入营，必伤其营阴，清营、养阴则是治疗营分证的根本方法。
营分证的类型是复杂的，且除营热阴伤外，还常兼有痰热、湿阻、瘀血、食滞、腑实等，都会阻滞气机，使营热外达之路不通，已入营之热不能外透。所以治疗营分证，除清营养阴外还要宣通气机，畅营热外达之路，以「透热转气」。
考《吴医汇讲》中搜集叶天士「温证论治」，原作：「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后世据此，多认为初入营分才能透热转气，而王孟英将其收入《温热经纬》，改为「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则把透热转气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整个营分。但一般仍根据清营汤中银花、连翘、竹叶三味药都有透热转气的作用，便认为此三味药才是透热转气的专药。这样，就把透热转气局限于初入营分和用银花、连翘、竹叶三味药的范围内，忽视了其在营分证治中的普遍意义。
清营汤方出《温病条辨》，吴氏自注云其「清宫中之热而保离中之虚也」，并未论及透热转气。仔细研究叶氏对营分证治的论述和《临证指南医案》，对营分证的治疗都体现了「透热转气」的方法。如叶氏说「从风热入营者，用犀角、竹叶之屑」}「从湿热入营者，则以犀角花露之品」。其由风热入营者，除营热阴伤外，尚有「风热阻滞气机，使营热不能外透，故以竹叶清风热而宣郁以畅气机，从湿热入营者，则为湿热阻滞气机，故以花露芳香化湿，清热开郁，以疏通气机，使营热外透。「若加烦躁，大便不通者」，则加金汁，对「老年或平素有寒者」，则以人中黄代替金汁，清泄热毒，宣畅气机，导营热外达。
「斑出热不解者」，为气血两燔，热邪消灼胃阴，应以石膏、知母等急撒气热，导营热外达。
「舌绛而鲜泽者」，为热陷心包之轻证，治以「犀角、鲜生地、连翘、郁金、石菖蒲等」，即以菖蒲、郁金清心开窍通闭，连翘轻清宣透，合以宣畅气机，导营热外达。「若乎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闽」，则「非菖蒲、郁金所能开」，必须用「牛黄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始能使营热外透。舌绎而中心干者」，为心胃火燔，应以黄连、石膏等清气分热以透热转气。
若「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阻滞气机而邪热入营者，则应以「散血之品如琥珀、桃仁、丹皮等」，活血散瘀通络，排除阻碍，宣通气机，导营热外达。
热邪入营而「挟秽浊之气者」，则应以芳香逐之。
吴氏论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透热转气方法，就是根据造成气机不畅的原因，选用相应的药物排除阻碍而宣畅气机，使营热外达。
清代以来的温病学家如章虚谷、吴锡璜、陈光淞、梆宝诒等从不同角度对透热转气作了论述。如章虚谷在批注「透热转气」时说：「故虽入营，犹可开达，转出气分而解……」③提出了开郁闭、畅气机，使营热外透。：
陈光凇在批注「急急透斑为要」时说；「按营分受热……透斑之法，不外凉血清热，甚者下之，所谓炀灶减薪，去其壅塞，则光焰白透。若金汁、人中黄所不能下者，大黄、元明粉亦宜加入。」巳明确提出了去其壅塞、排除障碍而宣展气机以透热转气的问题。
我在临床中体会到，温邪入营，多由误治造成的。如病在卫分，用药宜轻清宣透，即辛凉清解之法。若误用辛温，则伤明助热，致使邪热内陷，成痰热蒙蔽心包，闭塞心窍之证。治之当清心开窍，即透热转气。若过用寒凉，则遏滞气机，重则冰伏，使热无外达之路，必内迫入营。开之必辛温芳香，如草蔻、干姜，甚则桂附之类。但用之必须恰如其分，寒遏已散，冰伏消之即可，切勿过用。
温病不论在卫在气，若误用，过用滋腻温补，都可闭塞气机。而使热邪入营，其透热转气之法，即选相应的药宣畅气机，开营热外达之路。
热邪入营，若舌苔厚腻者，不仅有湿阻，且有食滞，应相台其它症状，必加入消食化滞之品，宣畅气机，才能使营热外达。
治疗营分证，只用清营养阴不用透热转气之品行不行呢？根据本人临床经验，只清营、养阴，疗效差。因病久营热不去，必进一步耗伤肝血肾精而入血分。热陷心包，为痰热堵塞心窍，蒙蔽心包。内窍不开，气机闭塞，「热邪无外达之路，则清之不去}营热炽盛，炼濠成痰，养阴也不易收功。必须急开内窍，使热有去路，清营养阴才能收功。曾治一病人，画家，年逾古稀，膀胱癌手术半年后，复感受温邪，咳喘痰黄粘，尿频，且患有冠心病，入北京某医院，诊为：泌尿系感染、前列腺增生、膀胱癌术后、肺炎、冠心病。经西医组织抢救不效，遂陷入昏迷，一周后邀余会诊。见其面色黧黑，形态消瘦，神志昏沉，舌绛干裂中剥，咳嗽痍黄，喘促气急。高年下元已损，温热久羁，阴津大伤，痰热内迫，热邪入营f前所服药物全属寒凉，气机被遏，肺失宣降，以养阴之法求其津回而脉复，用宣气机开痰郁之品以冀营热外透。方用生杭芍、天门冬、沙参、元参、石斛、前胡、黄芩、杏仁、黛蛤散、川贝粉、羚羊角粉，二剂。服后即神苏、喘咳皆轻，且知饥索食，都是气机舒畅、营热外迭之征。
对「透热转气」的认晶为营分证的治疗提供了处方依撼即治疗营分证（包括气营两燔、卫营同病），其方剂都应由清营热、养营阴、透熟转气三部分药物组成，其透热转气之品，重在宣通造成营分证中气机不畅的原因。据此我治疗营分证之昏迷，每多获效（其病例当另行撰文介绍）。
（四）宣畅兰焦方法治疗内科杂病汪老治疗湿温十法，体现了展气机、畅三焦，辛开苦降，分消走泄，抓住了湿温的病机特点。因「三焦眷，原气之另q使也，主通行三气，历五脏六腑」，又是「决凑之官，水道出焉」。湿温病，为湿热台邪，互相裹结，难解难分，且湿郁热盛，热蒸湿动，弥漫三焦，阻滞气机，遏伤阳气，水掖运行受阻。遇湿热之证，按汪老法，每获良效。在临床实践中，常遇到一些虽不是湿热病，但因脾虚、肝郁、食滞或其它原因，造成气机不畅，湿不得运，阻止于三焦，其舌苔多腻，脉见濡滑，也可用宣畅三焦法，行气化湿，辄取良效。如曾治一女患者，三十余岁；体丰多痰，咳嗽胸满，小便不爽月涂，入夜益甚，前医诊为癃闭，迭用八正散之类月余不效，且有增重之势。诊其脉濡软，按之沉涩，舌苔白腻滑润，此乃湿郁肺气不宣之象，极宜宣通肺气，以畅三焦，所谓「提壶揭盖」之法也，药用苏叶、杏仁、荷梗各10克，五剂后诸恙若失。
我几十年的中医生涯，就是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而且认识到中医理论必须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

　　　　　　　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谭日强）
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谭日强
【作者简介】谭日强（1913～），湖南湘乡人。十七岁拜师学徒，一九三六年毕业子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擅长内、妇科，对心血管病、血液病、肝脏病，颇有研究。曾着有《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金匮要略浅述》等书。现任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中华金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等职。
学徒三年初入医门
我八岁开始念书，上了八年私塾，读了《幼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左传》、《诗经》、《易经》、《古文观止》等书。十七岁从师学医，在老师的指点下，第一年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经络歌诀》、《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并参看《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书。第二年读《素灵类纂》白文、《伤寒论》自文、《金匮要略》白文，并参看《灵素节要浅注》、《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等书。这些书读起来枯燥无味，特别是《内经》白文读不懂，开始有些畏难情绪。第三年随同老师临证实习，并参看《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书。我的老师在医学上是崇拜陈修园的，所以他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多是陈修园编着的。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在临床上治疗伤寒，杂病，多用经方，疗效颇好，但对温病就不是他的所长了。
初诊失误深自内疚
三年学徒期满，我才二十岁，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就诊者无几。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有远房本家邀诊，其弟因上午修路，搬运砂石，汗出湿衣，又受风凉，中午暴饮暴食酒肉过多，下午腹痛，按之甚剧，我诊为感寒伤食，用藿香正气散加保和丸治之无效，及夜半竟然死亡。翌晨检视其尸，发现背部瘀癍累累，不知为何病，深自内疚。认为患者之死，实由我之失误，虽其家属不曾责怪于我，但我内心实为难过。从此对于学医，信心尽失，乃改行当小学教员。旧社会教小学，也和其它工作一样没有保障，今年在这个学校任教，明年叉不知能否找到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恐慌之中。我的家境，仅系小康，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便无着落。为了生计，只有发奋圈强，努力深造，从原来所学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打开一条出路，舍此别无息图。
发奋图强努力深违
一九三四年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招生，我决心去报考，得到了家长的支持。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湖南比较著名的中医。我因原来在医疗上有过失误的教训，这次重新学习，自觉性高，不懂的地方，尽量发问，做好笔记。在学g内经》的同时，参看《医经原旨》、《张氏类经》，学《伤寒论》的同时，参看「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学《金匮要略》的同时，参看《金匮要略心典》、《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学内科的同时，参看「医学心悟》、《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学妇科的同时，参看《傅青主女科》、《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温病一课，是我以前没有学过的，除听课外，参看了《通俗伤寒论》、《寒温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
第三年每目上午分组到各老师的诊所去实习，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详细纪录下来，下午自习。这一年看的参考书比较杂，如《兰台轨范》、《东医宝鉴》、《类证治裁》、《临证指南》、《王氏医案》、《冷庐医话》、《医学广笔记》等等，但杂而不专，深入不够。毕业后，留校工作。
再诊取效盲目自满
一九三七年元月，为了抗议国民党不许中医办学校设医院，与校长吴汉仙代表湖南中医界赴南京，参加全国中医请愿团，向国　民　党三中全会请愿。国　民　党迫于中医界之义愤，为了敷衍应付，通过了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的决议案。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迭遭轰炸，我另找了一个工作，离开母校，辗转于湘西、湘南等地。其时，传染性疾病，到处都有流行，我参照《时病论》、《温疫论》、《霍乱论》及《温热经纬》有关湿温、疫证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我在学徒时，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牛刀小试，果然得心应手，于是飘瓢然放松了学习。一九四一年，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因无教材，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但是东拼西凑，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所以没有付印。其后湖南相继沦陷，疲于奔命，书籍衣物丢失殆尽，景况相当狼狈。总之，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医学上进步很少。
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抗战胜利以后，回到长沙开业，初起诊务不好。当时长沙市的西医院很少，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还是靠中医治疗。我在抗战期阐，因对这些病取得了初步经验，疗效较好，病人互为宣传，介绍来诊者渐渐增多。这些病人多属疑难重症，或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他医治之无效者，我亦不能愈之，这才使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学力不足，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于是每日利用诊余时间，或温旧课，或读新书。所谓新书，我是指何廉臣、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等所著的书及皇汉医学等，颇有新的启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与曹伯闻等组织长沙市中医药界罢诊罢市，向湖南伪省政　府请愿，要求拨发救济物资，恢复湖南国医院，幸而有成。但为了此事，从筹建到开院，费时将近三年，荒废了不少业务，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
坚守阵地稳扎稳打
解放以后，于一九五0年，参加了由湖南省卫生厅举办的中医进修班。但实际上教的是西医基础课，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寄生虫学、传染病学、诊断学基础等。这些西医基本知识，对我后来参加中西医会诊，不无帮助。但在治疗上还是根据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一九五二年湖南国医院由人民政　府接收，改为湖南省立中医院，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是我管病房及院外会诊，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在兄弟医院会诊中，学习和建立了我院的病房制度。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我利用晚上时间及节假日，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参考有关医籍，进行了一些辨证分型工作。即把某个病或症，分成几个类型，系之以理、法、方、药，这对我的学习也是一个大的促进。可是这项工作，自从调来中医学院以后，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主管教学兼顾医疗
我是一九六0年调来中医学院的，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困难不少，但我信心很足，决心也太，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当年就招了本科班学生，直至一九六六年止，每年都招了新生。在教学安排上，坚持了中医课与西医课的比例为七比三。我除管教学工作外，每星期二、五还看点特约门诊。由于接触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病人较多，从实践中初步体会到：急性黄疸型肝炎，起病较急，病邪方盛，应从阳明胃治；慢性黄疸型肝炎，多由急性迁延失治而来，应从太阴脾治无黄疸性肝炎，初起即呈慢性经过，应从厥阴肝治；肝硬化由于肝细胞变性，纤维组织增生，肝脏变硬，应从疏肝软坚、活血化瘀论治。一九六二年曾研制了一种疏肝理脾丸，其方即当归、柴胡、白芍、枳实，鳖甲、青皮、茅根、茜草、地龙、甘草、猪肝、鸡内金等昧组成，以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疗效颇好。与此同时，还写了《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一书，已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一九六三年，我因患肝炎，回湘乡故里疗养，渐有好转。鉴于全国中医统一教材中尚缺《金匮要略讲义》，乃着手编写《金匮要略浅述》一稿，于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完成。原拟作为我院试用教材，嗣因湖北主编的《金匮要略讲义》先我出版，所以把它搁置下来了。在文　化大革　命期间，不敢接近书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特将「金匮要略浅述》一稿，重新加以修改和补充，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现在我分工管科研，我的自选项目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的研究。一九八0年经过对二十九例再障的疗效观察，其中基本治愈十一例，缓解七例，进步四例，无效七例，有效率占76．7％，目前这个项目仍在继续进行。
几点体会
五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总起来有以下体会：
（一）要学好中医，。必须打好两个基础。首先是古文基础，最低要求繁体字能认识，文言文能断句。
再就是中医基础，如《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白文要选读，药性、方歌、脉诀、经络歌诀要熟读，有了这两个基础，才能继续深入下去。』
（二）要多看几种好的参考书。我在当学徒的时候，老师教我读古典医着是不错的，但是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只限于汪切庵、陈修园两家，这就太局限了。后来我在国医专科学校时所看的参考书，就使我的眼界开阔多了，因而获益不少。
（三）要多跟几个好的老师，因每个老师各有他的长处。比如，我在学徒时的老师长于伤寒；我在医校时的老师有的长于温病，有的长于杂病，有的长于妇科，有的长于儿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大有好处。但这个条件如不具备，也可自学成材。
（四）学医要有坚强的意志，朝斯夕斯，持之以恒。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在顺利的时候，又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学习，继续前进。我在学医过程中，学习情绪曾有几次大的起落，教训是很深刻的。
（五）在医疗作风方面，对同道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对病人无论工人、农民、领导干部，都要一视同仁，详细诊察，不得草率。有时病人情绪急躁，要求过高，也只能耐心说服，体谅病人。但也不能迁就病人，投其所好。更不能乘人之危，向病家需索财物，这是起码的医德。

　　　　　　　　　学然后知不足（潘澄濂）
浙江省中医药识究所所长，研究员 潘澄濂
【作者筒介】潘澄濂（1910～），浙江温州人。十六岁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9年毕业。解放前，除悬壶应诊外，曾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温州普安药局医务主任等，学验俱富，力主中西医学从理论上结合。解放后，历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剐所长、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着有《伤寒论新解》、《潘澄濂论医集》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全国中医药界自发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愤怒斥责国　民　党反动政　府废止中医中药的荒谬禁令。因而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定为「国医节」。那时，我正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自叹是一个「末代」的中医。
解放以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医药事业重薪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将中医列入教育系统，后继有人。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借助他山取长补短
我在校修业期中，按照当时课程，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以及《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学习。此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亦按照教学计划而必修。。与此同时，也览阅了历代名医著作，如《东垣十书》、《刘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垒书》、《徐灵胎十六种》等等。对中医知识，虽说入了门，而未登堂奥。当时，。因求知欲所驱使，学习中医之余，尚参加其它医院校旁哳和函授，进行了解剖、生理、病理等的实验。嗣后，又阅读丁日本和田启十郎氏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氏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氏的《和汉医学}）。和田启十郎氏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到摧残的岁月中，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这种精神，给我感动，甚为深刻，而且也使我认识到中西医学瑕瑜互见。所以，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抱有铺平经、时方之鸿沟、溶中西医于一炉的愿望和企图。这可从拙著《伤寒论新解》的某些内容中略见一斑。
例如，我曾试以现代生理学和临床病理学（即病理生理学）的知识，对「阳浮」和「阴弱」阻及「营弱」和「卫强」加以解释。认为这里所说的「阳」和「卫」是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阴」和「营」是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太阳中风，就是由于产温机能的亢进，散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
又如，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来，结胸证似困过阜应用攻下而造成的。但是结胸证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我是这样认识的：从《伤寒论》对结胸证的描述来看，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可以推测，结胸证的实质似乎是指胸腔或腹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是在胸腔，亦可想象。
试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疾病）。以渗出性胸膜炎来说，其病变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作为前驱。《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袁，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我认为文中「病发子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证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并认为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而且热型，也往往转变为驰张热。由于古代无x线的检查，又无穿刺抽液的方法，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能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或丸），诱导积液排泄，藉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法虽古老，以当时历史条件来说，殊属可贵。由此可见，《伤寒论》结胸证先认为不宜下之过早，嗣后，仍以攻下而取效，此实非因攻下过早而造成结胸，也不是结胸证不宜攻下，而是因为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证之不同，故冶法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亦是显示辨证论治之特点。诸如此类，弓l用西说解释，借助他山，义理易明，较之以经解经，迈出了一步。
临床经验贵在实践
《千金要方》说：「读方三年，使谓天下无病不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可用之方。」的确，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回顾我在开业当年的盛夏，诊治一例女性患者，二十余岁，病头痛高热已五日，体温高达40．5。c，神识朦胧，自汗，烦躁，口渴引饮，舌苔薄黄，边尖质红，脉象滑大而数（未作其它理化检验），根据临床表现，诊断为暑热熏蒸，热蒙清窍，投以白虎汤加减，方用生石膏15克，鲜生地24克，知母6克，菖蒲3克，银花12克，黑山栀、竹叶各g克，芦根15克，甘草1．8克。服上方二剂。翌日下午复诊，体温虽降至36．2。c，而神识昏迷加深，呼吸不匀，汗出肢厥，舌苔干枯，质淡红，脉象微细，呈心气衰竭之象，急改投生脉散加附片以救逆，终归无效。自我分析：其一，究属何病？诊断不明。其二，只知白虎汤证悉俱，而对其初诊脉象未详辨虚实。其三，更未顾及暑热伤气，和壮火食气之患。只知寒凉清热，未佐益气之品以扶正。由此种种，促其恶化，这与我审证不详，用药过偏有关，咎无可辞，良深自疚。
再如曾治同学刘君之妻，病往来寒热，日发二、三次，发时头痛甚剧，呈嗜睡状，频频呕吐，水饮不入，舌苔黄浊，脉象弦数，证属暑温，投以蒿芩清胆汤加减，方用青蒿、黄芩、竹茹各9克，姜半夏6克，连翘12克，六一散9克，玉枢丹1．8克，扁豆花9克等，连诊三日，病情有增无减。乃向患者家属提出，邀请西医会诊，以明诊断。经西医检验血液，找到恶性疟原虫，诊断为脑型恶性疟疾，即施以抗疟针药。同时，还邀陆君斡夫、吴君国栋与我会诊。磋商结果，因患者寒热往来不解，头痛项强，鼻齿衄血，呕吐仍频，舌质转绛，脉象细数，已呈疟邪入营动血、肝风扇动之象，乃改投清营熄风之剂，方用羚羊角1．8克，鲜生地30克，丹皮g克，青蒿12克，连翘15克，菖蒲3克，黄芩0克，玉枢丹3克。但眼药时入口即吐，不起作用。迅即陷入昏迷，终于在发病之第六日，医治无效而死亡。
以上二例，皆系初次接触的重症，病情迅猛，不仅诊断感有困难，在治疗方面，我初出茅庐，缺乏经验，无可讳言。经此教训之后（当然，不只是这一、二次），每遇重症，必查考有关文献，或请教于同道，用以增进知识，弥补不足。对于死亡病例，必加以分析研究，并记之，以旌我过。
自从一九三二年起，开业之余，尚参加某医务所工作。所中设有病床四十余张，并有小化验室及配药部。收治病种，在急性病方面有伤寒，斑疹伤寒、疟疾、痢疾、肺炎等；慢性病方面有肺结核、溃疡病、肾炎、肝硬变、维生素c缺乏症等。主其事者，虽为西医，除抢救病例用西医外，大部均以中医治疗为主，历时六载，得以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我认识到中医处理疾病，通过四诊方法，识证辨性，是关键所在。关于识证辨性、随证论治的方式方法，试举一九四一年在沪行医时所治的两个病例加以说明；
其一，戴氏妇，年约五十，浴中突觉左下腹剧痛，牵及腰部，即呼家人扶之卧床，遂延二、三位西医诊治，有的诊为尿路结石，有的诊为腹膜炎，也有的诊为肠梗阻，施以针药，经三昼夜，未能缓解，乃邀我诊治。证见胸腹痞满，左下腹疼痛，不喜按，其痛牵及腰部不得辗转，不欲食，体温37．8。C，大便已四日未行，舌苔中黄厚，两边薄，质微红，脉象紧数。询问发病经过，曾因家务，情绪激动，旋又进食年糕，未入浴前，已感胸腹不舒。审其病因，显因气机失调，兼挟宿食，腑气不通，不通则痛，理所当然。征属阳明少阳同病，投以大柴胡汤加减，方用柴胡、枳壳各6克，生白芍12克，制大黄g克，厚朴2．4克，制香附6克，延胡索、川楝子各9克，生谷芽12克，炙甘草3克。进药一剂，当晚大便二次，病势。顿减。次日复诊，改用四逆散合越鞠丸加减，调理四日，病即霍然。
另一例，徐某，男性，三十五岁，系外地来沪，当晚入浴，突觉脘腹疼痛，起而登厕。便后，腹痛虽减，而全身无劲，大汗淋漓，由友人来邀急诊。证见患者面容苍白，精神倦怠，懒言短气，额上汗出如珠，四肢厥冷，脉象微细，舌苔自腻，体温36．4。c。自诉头晕心悸，腹阵痛。询其病史，素有胃病。证因舟车劳顿，寒温失调，以致亡阳欲脱。急拟参附汤加昧，方用别直参9克，淡附片6克，龙骨12克，生牡蛎24克，茯苓g克，陈皮6克，炙甘草4．5克棚乏药一剂后，汗敛肢温，继以异功散加归、芪等药，调理旬余，恢复健康。以上二例，虽同因入浴而发腹痛，但前者系属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后者虽亦腹痛，系因劳顿过度，寒气入中，属亡阳欲脱之虚证，显有不同。故前者治法，主以柴胡、白芍之疏肝，大黄、厚朴之通腑，香附、枳壳之调气，延胡、川楝之止痛，后者主以参、附之回阳，龙、牡之固脱。一虚一实，证似同而性异，故治法亦各悬殊。足见，辨证论治，确有它的优越性。但是，对它优越性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体验。
现在，就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辨病和辨证相结台，实际就是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中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但是，目前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中，有的不是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或一药以试病，我实未敢赞同。此外，尚有中医跟着西医亦步亦趋，如西医在用抗菌素的同时，中医不分寒热虚实，亦随着而用大量清热解毒药，诸如此类，仅是中药加西药，不是有机的中西医结合。我的意见，对某些病情比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的医师，应该首先共同将病情加以分析研究，认为对某些症状的疗效，西优于中，则以西为主，另一些症状的疗效，中胜于西，则以中为主，相互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如能做到这一点，虽是中西医结合的雏形，却可以大大提高治疗效果。
学以致用勤能补拙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说，知识面越广越好。但限于主客观条件，不可能样样都通。在我来讲，认为学以致用，勤能补拙，是治学的一贯守则。
祖国医学，自轩岐以降，一脉相承，代有发展。宋、元以后，虽有流派兴起，然其理论基础，大体上不逾越《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典著作的内容。正如宋濂题《格致余论·序言》中所说：「金元以善名，凡三家：日刘守真氏，臼张子和氏，臼李明之氏。皆以《内经》为宗，而莫之有异也。」这意味着中医投有什么派系，不过各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上有所发展和特长而已。
祖国医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学习和研究，应从何着手，实有探讨之必要。我的体会，对中医古籍的学习，可分为必读，览阅及稽考三种方式。为了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又可分为「晓其意」的粗读和「达其理」的精读。而且精读，必须要在实践中反复阅读，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
必读之书，一般认为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必读书中，如《内经》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六节脏象论」、「脉要精微论」、「至真要大论」之类的有关基础理论诸篇，对中医各科均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需要精读。如习内科者叉应细读「热论」、「疟论」、「款论」等}习针灸者又应细读「经脉别论」、「刺要论」、「缪刺论」。九针十二原」等。总之，对一部《内经》，读时要有一般和重点之分。
对《伤寒论》的学习，我曾在《浙江中医杂志》（1980年11期）发表过「怎样学习伤寒论」一文，可供参考，不再赘述。
《金匮要略》原与《伤寒论》同是张仲景全书《伤寒杂病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分为二书。它当然也是从幸存的残稿中，发掘和整理出来的。现存之书，分为二十五篇（据《金匮玉函要略辑义》），计二百二十六方，是内科（包括部分外科、妇科）杂病分型辨证和治疗的典范，至今仍有效地指导l临床。因此，它与《内经》、州灯寒论》等，同样是必读之书。学习的基本方法，可参照《伤寒论》。
但是，《金匮要略》以各个证候为基础，它与六经辨证，有哪些关系？而且此证和彼证之间，如湿痹之与历节，溢饮之与水气，有哪些区别？特别是同一症征，为什么提出两张主方？如「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又如，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诸如此类，都要通过独立思考，才能晓其义、达其理。如果仅停留在字句的解释，还只是隔靴搔痒。
此外，就是温热病学，它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对急性热病舶辨证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关的文献也较多，值得必读的有《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此外，《温疫论》亦可选读。
可以览阅之书，历代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值得推荐的，如金元四大家、明清八大家的著作，当为首选。我的体会，览阅历代名家的著作，能明其学术观点，领会其医疗经验，是览阅的主要目的，。因此，亦有粗读和精读之分，有一般和重点韵区别。如李东垣的《睥胃论》、徐灵胎的《源流论》等，应作为重点书读。
历代医家的医案、医话、随笔等等，也有不少的独特经验和见解，值得览阅。个人认为在医案方面，如《寓意草》、《王孟英医案》，《谢映庐得心集》、《程杏轩医案》之类，对症状的描述、处方的意义、治疗的效果等，叙述得较为详明，端绪易寻。如《临证指南》、《王旭高医案》、《丁甘仁医案》之类，要从其同一类门的医案中，通过综合分析，推求其辨证和论治的规律，吸取经验，确有很大的意义。稽考之书，大都是方书和本草之类，近似工具书。譬如览阅《巢氏病源》，虽有病因、症状的记述，而无论治的方药。对此，须与《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互相对照，才能得其全面。但是，祖国医学，方多于药，全部记忆，殊不可能。如对某一疾病，根据需要，能将治疗同一疾病的有关方剂、药品及其主要适应症，以统计方式处理，从而得知某证哪些为常用药品，哪些为少用药品。尤其要明其组方的规律，具有一定意义。
我虽年逾古稀，不论在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方面，始终感到多有不足而耿耿于怀，限于水平，谨述区区，就正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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