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随访被杀，出诊/随访路上的风险谁来担？

据相关消息报道： 2019年5月5日傍晚7时左右，三堡镇月田村下盖二组141号重性(型)精神病患者梁三军(性别、男……)，用刀对前来随访的月田村村医黄土进行攻击，(因伤势过重)导致后者死亡，现派出所已对梁三军进行控制，后续事项还待进一步调查当中。

一位上门随访的村医，被精神病患者攻击而亡，让人痛心。说“悲剧”两字都已显得苍白无力。关于该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这位精神病患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暂无从得知，暂且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

村医在出诊/随访的路上出事的，不在少数。这样的新闻在基层医疗圈里出现太多。

• 2018年12月26日半夜，四川达州大竹县童家镇罗家坝村村医冷静，接到电话到病人家中出诊。后到病人家中，因灯光太暗，又不熟悉病人家的环境，一不小心就从楼上摔了下来。第二天不幸去世，终年52岁。

  
  

• 河南光山县一个村医到村民家里出诊看病，在他看完病返回村卫生室的途中与迎面过来的一辆三轮摩托车相撞，受伤过重不省人事。经抢救村医脱离生命危险。后经医生诊断为多发伤、脑伤和多处骨折，医疗费也花去了20多万元。20万元，对一个一个月工资也就只有2000左右的村医来说，怎么可能负担得起！
  

  
  

• 湖南村医陈泽云公办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在一次出诊中途遭意外身亡。然而悲剧发生后，其家人申请工伤时问题来了，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卫生局，都不承认和陈医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陈村医的死既不能算工伤，也不能申请抚恤金。

村医出诊、随访的路上，潜在的危险因素很多，时常容易遇到下面的这些情况：

1、交通事故、车祸：村医在出诊/随访的路上发生意外交通事故的事件，新闻里看到过很多，听村医群里的同行医生说过的也很多，一旦发生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支柱的倒下。

2、被狗、蛇等咬伤：村医下乡，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遇到狗、蛇别以为他们不会害怕。村医也是人，尤其是一些女村医，碰见了同样恨不得躲得远远的。毕竟被狗、蛇咬一口那可不是小事。

3、随访一些比较特殊的病人，如患有精神病的病人、结核病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是十四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里的两项。面对这两个特殊的群体，尽管存在困难，但负责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的村医是没办法推卸的。重症精神病患者一般具有破坏力和攻击性，也是管理的重点，在农村这一重担落到了乡村医生身上。那么，村医所面对的职业风险和人身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如同本文开头的这个事件，受害的村医及其家庭，谁又能来给他们一份保障？

4、其他意外：雨雪天路滑摔倒等情况。

这些意外情况，无人能预料，对于日常工作避免不了出诊/随访的村医来说，这就是行医路上的风险。每当看到有村医发生这样的意外事件，不管是笔者还是其他村医同行，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村医在日常医疗服务行为中遭受意外伤害，属于工伤/因公殉职吗？能否获得赔偿？由谁来保障？

属于工伤/因公殉职吗？

我国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工伤认定方面有三条规定：

 

第十四条规定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七种情形，不但包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还包括“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以及“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第十五条规定了另外3种情形“视同工伤”，其中包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等。

第十六条规定了“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即(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

按照《条例》规定，构成工伤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劳动关系。认定是否属于工伤，就必须弄清村医的劳动关系所属，而在现实中这个是“不清楚”的。从工作内容来看，村医与卫生院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存在的，比如说：家庭签约服务，签约服务的主体就是乡村医生签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防疫工作；受卫生院管理实行基药制度；等等。但实际上，大部分村医是没有与卫生院、或卫计局、或村委会签订劳动合同的，从这一层面来说，没有签订具体的劳动协议，村医与卫生院、卫计局、村委会都不存在雇佣关系。故此，在乡村医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关系”不清楚的情况下，一旦出诊/随访或日常行医工作中村医发生意外，要认定为工伤，目前来看仍存在很大的困难。

能否获得赔偿？

没有劳动关系，没单位，虽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情形，但是难以被认定为“工伤”，因公伤亡的村医或村医家属想要获得赔偿是很难的。多数情况下，卫生院、村委会、县卫计局的“不承认、无法负责”让村医的工伤赔偿申请无处可申。很多这样的村医案例，就算是上诉至法庭，胜算往往也是不乐观的。

村医的行医路，由谁来保障？

村医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出诊、随访、日常行医中，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风险，可是谁能来提供一份保障呢？这是一个笔者其实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所有村医都期望能有答案的问题。

村医承担了农村地区健康医疗卫生事业的重担，完成了日常诊疗、家庭医生、公共卫生服务等众多工作任务，但由于身份的尴尬，使得行医过程缺乏保障。无人来保，只会让村医流失的越来越多，心也越来越寒。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其执业保障。

笔者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就像甘肃省村医政策的转变，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了。2018年11月，甘肃省卫计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19年3月之前，将村卫生室转变为乡镇卫生院外派机构。所有村医与乡镇卫生院签订聘用劳动合同，身份由个体转变为乡镇卫生院临聘职工。至此，甘肃省的村医由个体变为职工，拥有了劳动合同，虽然没有入编，但也算是一种进步了。至少签订了劳动合同，在遇到因公伤亡的意外事件时，劳动关系就可以明确，村医不会再处于被动、弱势的地步了，也可以争取到一份保障。

愿这样的村医悲剧能少一点，愿给村医的希望快一点，愿给村医的保障多一点。

（红杏e生  刘露）